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霖在致辞中表示，当天恰逢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本次活动主题与其倡导的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互学互鉴理念高度契合。武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跨越语言、融通心灵的文化符号。本次活动以武为媒、以艺架桥，为两国民众相知相亲、文明互鉴搭建交流平台。

1966年3月8日和22日，河北省邢台地区连续发生6.8级和7.2级强烈地震，数百万间房屋倒塌，数万人伤亡。震后，年近七旬的周恩来冒着频发的余震，先后三次飞赴邢台灾区。在隆尧县白家寨村，他站在简陋的木箱上，迎着呼啸的狂风，看着满目疮痍的废墟和流离失所的受灾群众，眼中噙满泪水，沉痛地对群众说：“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这绝不是一句政治上的客套话，而是一位大国总理将人民苦难视为自身失职、将保全群众生命视为最高政绩的真情流露。他亲自指挥调集救援物资，并勉励群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周恩来用实际行动证明，干部的政绩绝不应是个人政治履历上的“贴金符”，而必须是在国家危难时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相依。

坚持人民至上的政绩观，必然要求领导干部时刻关注最贫困、最底层的群众，绝不能被局部的繁荣掩盖了真实存在的民生痛点。1973年6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返阔别26年的延安。得知全国解放20多年后，部分群众依然吃不饱穿不暖时，他忍不住当众失声痛哭。在延安地委的座谈会上，他极其严厉而又无比痛心地对地方干部说：“延安培育了我们，全国解放了，延安人民的生活还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啊！”他当场立下军令状，要求延安地委和陕西省委的同志“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并亲自过问延安的化肥厂建设和农业发展规划。这种面对群众贫困所展现出的锥心之痛，深刻诠释了周恩来的政绩观：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才是共产党人无可推卸的绝对政绩。

周恩来深知，如果一个国家不在科技前沿进行长远布局，必将永远受制于人。195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他亲自领导并汇聚了全国数百位顶尖科学家，历时半年多，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在制定规划时，他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在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核技术等在当时看似遥不可及、耗资巨大的尖端领域进行“紧急措施”布局。这些决策在当时不仅不能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反而需要投入巨额的国力。但周恩来甘愿承受眼前的财政压力，不图一时之名，用极其扎实的潜绩为新中国铺设了迈向科技强国的轨道，日后的“两弹一星”无一不是在这个规划的根基上结出的硕果。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第一次郑重、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宣告：“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目标的提出，为处于艰难探索中的中国社会指明了极其清晰的航向。此后，周恩来始终如一地捍卫着这个长远目标，并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抱病再次重申这一宏图。他深知自己可能无法亲眼看到“四个现代化”实现的那一天，但他依然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的发展确立了最坚实的战略坐标。

追求经济增长是各国执政者的普遍追求，但在国家发展初期就能够关注到生态环境问题，则是一位政治家极具长远格局的罕见政绩。在20世纪70年代初，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不顾一切地追求工业化指标，环境污染被视为工业化的必然代价。然而，周恩来却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长远隐患。1972年，他力排众议，派出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5日至20日，周恩来在北京亲自提议并主持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境保护方针。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谈环保不仅无法提升生产建设指标这一核心显绩，甚至可能被视为阻碍生产。但周恩来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绝不能把环境污染的灾难留给子孙后代。”这种超越时代局限、对千秋万代负责的深邃眼光，为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与政策遗产。

周恩来对家属和亲戚的要求达到了近乎严苛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为了杜绝封建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官场恶习，他在中南海西花厅制定了极其著名的“十条家规”。这其中包括：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亲属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周恩来的亲弟弟周恩寿在北京工作，周恩来为了避嫌，不仅严格限制他的职务晋升，甚至在周恩寿退休时，亲自批示让其提前病退，并拿较低的退休金。他绝不将国家赋予的政治权力转化为家族谋取利益的工具，这种心底无私的伟岸人格，证明了共产党人的权力只为人民谋福祉，从源头上保证了政绩的公利性。

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和居住地西花厅，是一座老旧的清代建筑，常年阴暗潮湿。到了1960年，由于年久失修，房屋不仅漏雨，甚至出现了梁柱腐朽的情况。趁着周恩来去外地出差的短暂空隙，身边的工作人员出于关心总理身体的初衷，对西花厅进行了简单的修缮，更换了旧窗帘，铺上了几块地毯。周恩来回京发现这一变化后震怒。他拒绝走进修缮后的房间，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责令他们立刻将地毯和新窗帘撤走。他痛心疾首地说：“现在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人民连饭都吃不饱，我作为总理，怎么能花国家的钱来修缮自己的房子？你们这是在破坏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周恩来一生穿的衣服补了又补，他用一生清贫的作风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种严于律己的作风，为全党树立了为政清廉的标杆。

清正廉洁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利益上的不贪不占，更深层次地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平等和谦卑，以及对基层群众的绝对尊重。1958年7月初，周恩来顶着炎炎烈日，来到广东省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视察基层农业和劳动大学。在长达近一周的视察期间，他提前定下了“绝不搞迎送、绝不吃宴请、绝不收礼物”的铁律。在新会县的每一顿饭，他都要求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吃食堂的大锅饭——瓜菜、糙米，并在临走前，亲自要求随行人员严格按照标准交纳粮票和伙食费，甚至连在乡下喝的几杯茶水钱都如数付清。在视察劳动大学时，他甚至直接睡在用几块破木板拼成的简易床铺上。他不摆任何官架子，始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一个基层同志的姿态出现。

2024年6月17日，杨某入职某科技公司任销售，双方签订为期3年的书面劳动合同，并约定了3个月的试用期。9月10日，该公司以杨某无法达到考勤要求、无法胜任销售岗位等理由，向杨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杨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该公司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公司不服诉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定，该公司并未提供公司管理制度依据，证明迟到、请假达到何种程度则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在解除劳动合同前从未因杨某迟到、请假而提出书面警告。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该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之前并未对杨某进行培训或调岗，故其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应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毕业生若遇到劳动纠纷，可通过多种方式维权，例如，尝试与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负责人进行理性沟通，明确提出诉求和法律依据；可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区(县)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请求行政机关介入调查处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为加强毕业生的劳动权益保障，近年来，湖北省各级人社部门充分利用“人社惠民政策进万家”活动，在毕业季等关键节点，广泛宣传劳动法律法规，提升毕业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依法打击虚假招聘、“培训贷”、“招转培”、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同时，确保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仲裁等维权渠道高效畅通，对侵害毕业生权益的违法行为做到有诉必理、有案必查。

“五险一金”包括啥？具体如何缴纳？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五险一金”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险指为员工退休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保险；医疗保险用于支付员工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购药等；失业保险能够为失业的员工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生活保障；工伤保险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患职业病时的医疗费用和工伤待遇；生育保险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及产前、产后医疗保障。住房公积金则是为员工购房、租房提供资金支持的制度。

中新网6月11日电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昨日，云南、台湾岛等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阵雨。11日，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部等地仍有较强降雨，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东北地区等地注意防范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危害。12日至14日，南方地区将出现新一轮降雨过程，注意防范暴雨次生灾害。

6月12日08时至13日08时，吉林东部、京津冀中北部、贵州大部、湖南中部、江西中部、福建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北部和中部、湖南西部、云南西南部、广东西南部、台湾岛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50～90毫米)。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有4～5级风；东海南部、北部湾将有5～6级风、阵风7级。

6月13日08时至14日08时，内蒙古东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西藏东南部、江南大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中东部、浙江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100～180毫米)。内蒙古中部有4～6级风，新疆东部部分地区有6～7级风；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北部湾、南海西北部和中西部等部分海域将有5～6级风、阵风7级。

会上，区域开发主体等发起组建中东地区-上海投资服务联盟倡议，以国际商务合作区作为联盟的常设活动场地，通过活动组织、渠道对接和信息共享，促进两地企业增进互信、拓展合作。北京国评新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启用国别（区域）项目路演中心, 充分利用国际商务合作区跨境人员交流和商务活动便利的优势，链接海外投资综合服务资源，先期推进中东地区相关项目的投资路演。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揭牌中东联络处，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精准、高效、专业的支持保障。东方枢纽集团推介了国际总部、商品展贸、跨境协同创新三大平台，依托保税与免签政策，服务高端制造和数字科技企业落户。

该机制实施后，国际航行船舶进口岸可通过电子邮件或书面对进口岸查验手续进行预申报，对于海事部门评级为诚信的船舶代理公司，广州海事部门根据其需求为其代理的船舶开通“绿色通道”，容缺允许船舶在靠港作业的同时办理船舶进口查验手续，实现船舶“靠泊即作业”，大幅缩短船舶通关时间，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激发航运市场活力。

在传统招聘渠道频频遭遇“已读不回”后，一些年轻人开始把交友软件当成获取工作机会的新入口。留英女生阿双在某知名招聘求职平台投了上百份简历无果后，抱着“多条路”的心态下载了一个交友软件。没想到一周后，在一位波兰男生的帮助下，她顺利拿下一所学校的助教岗位。年轻人在交友软件上求职，是另辟蹊径，还是剑走偏锋？

表明求职意向后，阿双仍要按软件交友逻辑筛选匹配对象。因为个人主页大多不会标注职业，她没法判断对方能否帮忙内推，只能凭第一印象筛选“学历别太低”。匹配成功后，不少人会询问她的意向岗位。阿双一般回复：“教师、行政助理，或是企业咨询类都可以，要求不高，你有合适岗位都可以推给我。”但大部分对话止步于此，“他们确实问了我，但就是泛泛而谈，没有提供实际帮助。”

大约一周后，一个头像为背影、背景是唐人街的男生主动向阿双打了招呼。对方是波兰人，七岁到英国，换过许多工作，自然也知道不少找工作的门路。聊到工作时，对方问阿双想做什么，随后给她推了几个招聘链接。那是她从未听过的求职渠道——地方议会委员会网站。通过他，阿双才意识到，英国许多岗位并不在主流招聘求职平台上发布，而是藏在各个地方议会委员会的官方网站里。她立刻去搜了自己所在伊灵区的议会委员会官网，果然看到几所学校的招聘信息，便全部投了简历。

从眼神和言辞中，阿双已察觉到对方对自己有好感，但她觉得对方与自己的择偶标准有些差距。后来男生再次邀约时，她婉拒了。对方应该也明白了她无意继续发展感情。此后，两人只在社交媒体上偶尔聊些无关痛痒的话题，默契地停留在“线上好友”的关系。“如果他真的想帮你，你就接受，你再送礼或请客感谢他就行，但感情是另外一回事。”找到这份工作后，阿双立刻卸载了交友软件。

当被问到如果当时就是想入职企业，会不会接受这个面试机会时，小黎坦言：“你别说，我还真可能会考虑。”她定下前提：只在对对方没有异性好感、无意发展私人关系时，才会考虑是否能通过交友软件获得工作机会，并坦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她认为，如果提前说明，就不算欺骗。“我觉得工作里面最好不要掺杂太多私人感情，不然很难处理好。如果我对这个人的工作能力有一定认可，感情上又有什么情愫的话，工作起来会很影响判断，对整个人滤镜太强了。”在小黎看来，工作与爱情只能二选一。

有人在交友软件上划清边界，也有人在这里挖掘“机会”。小黎就刷到过一位自称拥有三家公司的男性用户。本该填写个人简介的位置，被换成了招聘内容。简介里密密麻麻罗列着前端、后端、运营等多个岗位，业务覆盖能源、智能家居、游戏三大领域，招聘要求也标注得十分具体。至于个人情感经历，只在简介末尾象征性地提了几句。

她的第一反应是怀疑：把这么多岗位直接挂上约会档案，未免“有点招摇”，对于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小黎持保留态度。在她看来，对方更像是在打造个人标签。“单看这些展示，很容易让人觉得他是位能力出众的创业者。”不过，就算小黎心里存疑，也不得不承认，对方想要展现的“优秀创业者”形象，确实立住了。她把这个发现截图发到社交平台，帖子很快火了，获得了四百多个点赞和一百多条留言。

在交友软件上“捞人”的，远不止求职者。被家里催婚催得紧的猎头米粒，就是另一个典型。因家里催婚，米粒一开始只是把交友软件当作认识异性的渠道。做了五年猎头的她，主攻财务金融及战略类岗位。直到某天，她突然发现，交友软件居然能筛选学历、留学背景、专业、行业乃至年龄。“看到这些信息后，你会发现有些人，反而在工作上能用得上。”她直言。

后来，米粒还真在软件上遇到了自己的现男友。她最先注意到他资料页上的一张照片，照片背后有一家公司的Logo。她猜测对方可能就是那家公司的员工，起初只是想通过他了解一下那家公司的状况，便约了线下见面。“和别人不一样，他长得好看，还风趣幽默。”两人一见如故，从猎头与候选人的对话模式自然过渡到约会关系，一切都很自然，关系确认也水到渠成。随后，米粒也顺势卸载了交友软件。

长期在交友软件上与陌生人聊天，也让米粒形成了一种观察人的习惯。在她看来，一个人的资料介绍、朋友圈文案甚至求职简历，都只能呈现他想展示的一面。“文字里的东西可能会被包装，但一个人的真实状态藏在细节里。”米粒说，做招聘这些年，她越来越重视候选人的生活状态和性格特征，因为企业招人不仅是技能匹配，更要考虑长期稳定性和文化适配度。至于交友软件上获取的职业信息是否靠谱，米粒只说了一句话：“当一个人的简历发过来，我有很多方法做他的背调。”

“有人用交友软件招人，并非没有道理。”同样身为小微企业创业者的小黎对此并不意外。她一直在用某大型招聘平台招人，但“投递的人虽多，后台看到的大多数人，实际都不太符合岗位需求”。在她看来，小公司招人最难的不是看简历上的技能，而是判断一个人是否适合公司的生存状态。微小企业本身稳定性弱、变化快，大公司可以把人固定在某个岗位上，小公司却往往需要一个人身兼数职。因此，相比纸面履历，小黎更看重一个人的性格、沟通能力和适应能力，而这些恰恰是日常聊天交流中更容易观察到的东西。

有网友质疑，因为求职者是女性，对方可能更愿意回应，外貌在职业机会中也会起到一定作用。对此，阿双看得很开。她曾听朋友说起一个真实案例：一场面试中，一位候选人有五年以上经验，面试官却选了另一个只有三年经验的人，理由是“他觉得跟这个人性格更合，各方面聊得来”。“不是经历和能力越好就一定会挑你，你自带的氛围、气质也很重要。”阿双说。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

丁仲礼表示，换届以来，全盟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系列文件精神，落实《中国民主同盟推进自身建设五年规划(2023—2027年)》，深入实施“人才强盟”战略，领导班子建设实现新提升，组织发展取得新突破、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达到新水平、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建设取得新进展，内部监督工作迈出新步伐，为民盟加强自身建设、履行参政党职能提供了较为坚实的人才基础和组织保障。

丁仲礼表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启动后，各级民盟组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主题教育要求，坚持学习教育、调查研究、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履职实践一体推进。当前，主题教育已进入纵深推进、巩固提升的关键阶段，全盟要立足根本传统，把政治认同转化为服务人民、建言献策的实际行动。

王光谦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要突出成效，深入推进“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按照主题教育工作方案做好整改整治，确保各级组织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善作善成，有序搞好地市级组织换届工作，确保年富力强的骨干走上领导岗位。要及早谋划，从严从实抓好省级组织换届工作，切实把政治过硬、业绩突出、盟员认同的代表人士选拔到主委岗位上来。